理解野蛮

“野蛮”的英文“Barbarism”一词起源于古希腊的“bárbaros”，最早并非贬义，而是指说话听起来像“bar-bar”的人，即不会说希腊语的外国人。后来，在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中，“barbaros”被赋予了野蛮、未开化、粗俗等意义，逐渐成为贬义词。在18世纪，欧洲启蒙时期的部分思想家如黑格尔、卢梭将“文明”和“野蛮”对立起来，以突出欧洲社会的“优越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上，为了应对资源的生产与分配问题，人类发展出产权制度、货币体系与劳动激励机制，这些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发挥了推动人类社会演进的关键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的原理）。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科技发展与产业网络重构，人类面对的问题已不再是“如何扩大生产”，而是“生产之后的失控”。

以粮食为例，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22年报告，全球约占三分之一的粮食被损失和浪费，这些损失和浪费的粮食可供12.6亿饥饿人口食用。这并非生产不足，而是由于储运系统落后、供应链不协调、市场激励机制失灵等治理问题，尤其在战乱和国家制裁地区尤为明显。

以工业为例，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2025年指出，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锂电池产能将在未来几年超过全球实际需求的2-3倍，引发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国际贸易摩擦。这种过剩并未带来资源的共享，而是在保护主义政策、地缘对抗与贸易壁垒中，被迫转化为战略浪费与经济冲突。产能的“富余”不再意味着人类整体的充裕，而成为国家间竞争、产业安全焦虑和国际秩序分裂的牺牲品。

这一趋势揭示了当代社会的深层悖论：我们不再面临自然资源本身的绝对稀缺，而是面临由于制度碎片化、技术垄断化与国家利益优先所造成的“人工稀缺”与资源错配。换言之，我们有能力丰盈地生产，却没有能力平等地分享；有技术解题的工具，却缺少制度协作的意愿。这正是现代野蛮的一种体现，即结构性资源失配与制度性暴力的隐性化、常态化。

然而，这种物质层面的高度繁荣，并未带来与之相匹配的精神维度上的文明进化。在国家关系中，霸权逻辑仍主导国际治理；在公共舆论中，操控、操纵和极化代替了自由对话；在亲密关系中，爱的表达被恐惧、占有、算法与身份焦虑所取代。

这使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假如人类社会早已摆脱了生存的基础匮乏，为何暴力的结构却依然普遍存在？为何我们在制度、情感乃至想象力层面，仍无法摆脱“以力服人、以利驱人”的内在逻辑？

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我们虽在物质上远离了“原始社会”，但在制度、文化与情感逻辑上，依然深陷“野蛮结构”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