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人类文明

人们普遍将当今社会视为“高度文明”，认为技术进步、制度复杂、信息发达便意味着我们已摆脱野蛮时代。但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仍然充满结构性野蛮——在关系中，我们是权力暴力的拥趸；在社会中，我们默认冷漠与内卷；在技术中，我们推动效率而忽视关怀。我们是否真正跨入了“文明”，还是只是披上技术和物质繁华的外衣，掩盖了精神上的未进化？

在中文里， “文明”一词兼具双重语义：一方面，它是一个事实性概念，指代人类在历史发展中所积累的物质成就、技术进步、制度演化与思想创造；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价值性概念，用于描述“礼貌”、“理性”、“非暴力”等伦理行为标准。在英文中，这两种含义分别对应不同的词汇：“civilization”侧重于历史与技术的宏观演进，而“civility”则强调个体行为的文明规范。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词的共同词根“cīvīlis”源自拉丁语，意为“公众的、政治的”，亦可引申为“有礼貌的、讲道德的”。这说明“文明”本身就是一个融合了历史、技术、伦理与政治多重意涵的复合性概念。因此，在探讨“文明”时，我们不应割裂其技术进步与伦理规范这两个核心维度。

然而，在学术研究中，关于 “文明”的讨论往往偏重其物质基础，对其精神结构与伦理秩序的演化探讨相对薄弱。虽然不同学者对于“文明”的定义与划分各有侧重，但多数并未将“整个人类文明”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加以研究，而是倾向于从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角度出发，将文明视作物质条件的产物。

例如， 19世纪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 Morgan）在其经典著作《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 1877）中，依据生产工具与社会组织的发展程度，将人类社会划分为野蛮时代（Savagery）、野性时代（Barbarism）与文明时代（Civilization）三个阶段。 20世纪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则强调“单位文明”（unit of civilization）的概念，将文明视作一种以宗教信仰与文化精神为核心的生命体，超越民族国家，但并未覆盖整个人类。同时，考古学家柴尔德（Gordon Childe）则将文明定义为“城市革命”之后出现的一种社会形态——具有阶级分化、中央集权、文字系统与剩余劳动的社会结构。这些学说固然揭示了文明演进中的关键要素，但在它们的论述中，文明的出现被主要理解为生产力跃升与社会结构重组的结果，而缺少了精神开化、伦理秩序或人性自觉的进程。

因此，在我们的论述中，我们将 “人类文明”视为一个物质与精神双向交织、动态发展的整体。我们主张：我们真正追求的人类文明，应该是物质结构与精神结构的双重演进。倘若技术高度发达，而伦理尚未成熟，人类依旧习惯于暴力、冷漠与权力欲的支配，那么我们所称之为“文明”的社会，或许不过是更复杂的“野蛮”的隐身形态。只有在技术与制度发展之外，也重视爱、理性与非暴力的伦理共识，使人类的言行举止中最大化剔除暴力与野蛮，走进一个富有爱与和谐的“富爱文明”，我们才能说我们真正迈入了人类的“文明”。